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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近代水球运动的开展
(1929—1948年)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竞技游泳的推广和球类活动的催化下,水球运动陆续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得到了开展。
  游泳活动,在我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时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使传统的中国民间游泳活动并未发展成为一种竞技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新式学堂在中国兴办,一些近代体育运动项目逐渐由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和军队传播到了新式 学堂,竞技游泳因此传入中国。1915年,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中国又发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揭起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战斗和强烈的冲击;“五四”运动呐喊出来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开创了近代中国以民主和科学为内容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在它们的推动下,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变革,中国近代体育运动也经历了重大演变。在一部分民主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把体育作为向封建文化开仗的一条重要战线,并开始用近代科学观点研究和提倡体育之后,研习竞技游泳的人渐多,竞技游泳走出了教会和游泳池场,流传到了民间和江河湖泊。它的这一走势,为水球的开展打下了基底。
  清末,从德国和日本传入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战败和新文化运动的觉醒作用,使许多中国人觉得继续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没有前途。1919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曾写道:“近鉴世界大势,军民国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于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随着军国民主义的衰落,自然体育思想经麦克罗、郝更生等人介绍到我国,并在   20年代后对我国近代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自然体育观推崇“自然活动”,在引导学校体育的教学活动中常被误导成“自由活动”。于是,到了30年代,中国的学校体育课变成了“打球课”。1935年有人写道:“我国中学唯一的打球制度,事实上只能说教师领着学生玩,和学生打球,根本谈不上体育”。中学如此,大学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时除清华等个别大学把体育作为必修课外,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均以体育为选修科。作为选修的体育课,也往往以打球敷衍。诚然打球不能代替体育,但由体育课所培养的打球兴趣,却为水球在中国的开展起到了准备选手和观众的双重作用。
  在中国近代水球的开展期,上论两个方面极为重要。因为,象水球这种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任何痕迹,在近代体育传播中又不具重要位置的运动,如果没有竞技游泳的兴起,它就没有开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球类运动的推动,它就不可能进行移植。

第一节二三十年代广州的水球运动

  中国早期水球运动是经过穗港水球的频繁交往而深入人心的。1929年,广东精武体育会广州分会继续在东山水上体育会举办港澳水上运动会。水运会前,新加坡水球队因访问香港,顺便赴广州访问,并与广州水球队商定在水运会上进行比赛。当时的新加坡水球队因与外界接触较多,水平较高。该队队员黄洪祥号称球王,个高体壮,能游善射,尤其擅长在十余米外挥臂发炮。相比之下,广州联队因仓促组队,水平不及客队。比赛中,新队见粤队缺少必要的水球知识;遂在访问期间向广州联队成员介绍了水球的各种基本技术和战术,示范了控球、摆脱、移位的要领,讲解了水球裁判的有关规则。在中国水球历史中,新加坡水球队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队,也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国外水球情况的外国队,并且还是第一个帮助中国人改进水球技战术的外国队。
  1930年,广州的水球运动在组织上有了发展: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体组成了水体会水球队;以岭南大学大学生和培正、培英中学的中学生为主体组成了粤秀水球队。两支队伍的组建先后迎来了香港中华体育会、南华体育会、香港福建体育会、中华青年会等水球队的来访。双方的接触和比赛,不便宣传了水球运动,而且增进了球艺。
  同年,由广东精武体育会广州分会举办的第三届粤港澳水上运动会更名为广东省第三届水上运动会,其时在香港华人水球公开赛中获得亚军的香港福建体育会水球队,率领该队在香港水球圈内负有盛名的宋耀德、黄烈光、李依朗、陈振兵等队员,下榻广州,挑战水体会。为活跃赛场、增加赛次,水体会组织者安排东山水体会、岭南大学、粤秀体育会等三支水球队应战客队。友谊比赛安排在水运会每次游泳、跳水赛后,由于临场一睹,即可饱览游泳、跳水、水球的全部竞技风光,所以观众踊跃,每场达四千余人,盛况空前。
  1931年,广州的水球队伍不但在组织数量有了大的发展,而且开始对外征战。是年7月,在粤秀体育会的主持下,广州举办了全市水球赛,这是我国水球项目单独举行的第一次正式水球比赛,为了表示对该次赛会重视和支持,广东省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提供了全部奖品。陈氏此举,记载了政府官员对水球的第一次承认。这次全市水球赛,有5支队参加角逐。它们是:岭南红队、岭南灰队、中大队、中华黄队、中华兰队。比赛结果,岭南红队获冠军,中大获亚军。赛后,粤秀体育会精选队员,组成广州水球联队,随粤秀体育会组建的庞大水上代表团,出征香港。在香港访问期间,广州水球联队曾战胜香港华人队,取得对外比赛的第一场胜利。
  同年8月,在广东省第四届水上运动会,水球被纳入正式比赛项目,这是水球运动在广州的开展得到社会承认的反映。中国近代水球列入水上运动会的正式项目,从始至终都仅限于广东省水上运动会,除了说明广州水球运动开展较好外,也说明水球运动当时在国内发展极不平衡。
  可惜,列入正式比赛的水球项目增加了参加者的心理负担,患得患失的考虑和支配下,最终只有香港南华会和香港福建会的两支水球队报名参赛,比赛结果,香港南华队获得冠军。
  1932年至1937年,广州水球运动进入了兴盛时期,它表现出五大特征。
  一是队伍数量增加。自1932年起,广州的水球比赛参赛队伍一般都达到四支以上,到1937年,先后在赛事中露面的有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培英中学、广雅中学、培正中学、水体会、粤秀会、南华会、西郊会、警察、空军、粤汉铁路体育会等单位的水球队,它们形成了大学、中学、教会、部队、铁路五位一体的水球群体。
  二是比赛活动增多。此期间,先后举办了“市长林”水球赛、“万国水球公开赛”、水上游艺大会水球赛、粤港游泳(水球)慈善赛。另外,1932-1936年还连年举办了省水运大会水球赛。频繁的比赛,既刺激水球队伍的增加,又促进了水球运动技术提高。
  三是对外交流增加。六年中,广州的水球队伍要么赴港访问,要么邀请港队来访,从未间断。其中值得一书的事件有二:①1933年8月1日,广州水体会水球队划舢板远航香港,写下了水球运动员喜好划舢板和第一次记录。34年后,1967年6月24日,湖南水球队为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湘江15周年,划舢板由湘潭至长沙,品尝了先辈们当年的滋味。②1936年由方福生率领的广州水体会水球队一行12人,出征香港,约战香港维多利亚水球队,写下中国人挑战港人的第一页历史。维多利亚队是香港最强的水球队,在港所向披靡。双方交战的结果,广州队获得胜利,洋人大刹风景。
  四是涌现出一批水球好手。那时,广州水体会聚集了一批水球运动的校校者,他们是金子章、蔡洋鎏、林耀、任孟雄、鲍励、杨亨华、曹绍辉、马光巨、王秀山、肖殿廉、木竹友、伍华宵、宋耀德、黄纪良等。这群人虽经常更换战袍,代表不同队参加各种比赛,但主要以广州为大本营,因而推动了广州水球运动。
  五是群众水球运动普及。凡游泳场地都尽可能开辟水球场,凡有水球场的游泳处所都有水球队,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广州夏日炎炎,暑期时间漫长,为乘凉消暑,受水球运动熏陶,热爱篮、排、足球的青年人常在假日转往泳场作水球游戏,泳场为投人所好,设训练部组织水球培训与竞赛活动。因此,那时节,泳场每周一、二次水球比赛是常事,比赛印来不少游客驻足观望,也诱发青少年学生起而效法。在这种氛围中,广州的群众水球运动得到了有效的推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方兴未艾的广州水球运动急转直下。日寇侵华期间,广州的游泳池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广州的民生遭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在生命朝不保夕之际,广州水球陷入低潮,处于停顿状态。

第二节三四十年代沿海城市的水球活动

  中国的竞技游泳运动,最早是在一些沿海省市或地区发展起来的。同样,与竞技游泳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水球运动,也首先是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开展起来的。
(-)天津的水球运动
  北方重镇天津,是中国竞技游泳运动在北方开展得较早的地方,也是中国竞技游泳竞赛在北方举办得较早的地方。早在1933年华北运动会上,天津就产生出董景纯、朱之杰、赵光等游泳好手;1937年,天津曾举办了游泳公开赛和国际游泳观摩赛。天津在我国北方游泳运动中的突出地位,为水球在该地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早年天津的水球运动,局限于居津外侨的游泳爱好者范围内。昔时的西人游泳俱乐部(现为和平区第一游泳池),除会员外限制华人入内,而日本居留民团游泳池(现为和平区第三游泳池)也仅为日侨活动场所,所以天津初始阶段的水球活动,是只闻其声,难见其形。这种历史事实,是殖民地体育的一种残酷景观。
  天津最早展现在民众眼中的水球赛,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日侨组成的联队对西侨联队的水球赛。那是1939年的事。那年夏天,为标榜“东亚共荣”,早稻田大学游泳队来津和西侨游泳队、天津游泳队进行游泳对抗赛。赛后,为掩饰自己的侵略面目,也为显示侵略者的“强大”,早稻田大学游泳队中的水球爱好者和居津日本爱好者以及居津的其它外国侨民中的水球爱好者组成西联水球队,双方在日本民团游泳池举行友谊比赛,并邀请天津游泳队观看。从此,水球活动方从居津外侨中扩散到天津游泳界群体中,成为天津游泳队员训练之余的一项辅助运动。
  在天津早期水球开展中,起着带头作用的,是其时的杰出游泳队员穆成宽。日侨队对西联队的那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水球赛,使在座的穆成宽深深地受到触动。他根据自己练气功武术有助于游泳能力提高的经验,认为习练水球同样可帮助游泳。尤其是,当他目俯身材粗短的日侨水球队战胜了西侨联队时,更认为中国人在这方面可出人头地。于是,观赛后,穆成宽和一些同伴们开始把足球或排球带到练习场所,一有机会就在水中演练起来。在穆成宽等人的带动下,天津当时的各种私人组成的游泳队,无论是在游泳池,还是在天然池塘水坑,都免不了在训练中耍弄两下水球。
  1942年,天津组成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天津鲲队,穆成宽兼任该游泳队总教练。利用队员们对球类活动的兴趣,穆在指导队员的训练中常穿插一些水球传球、射门动作,用以活跃训练气氛。在穆的统领下,鲲队的水球技术有了长进。1944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敦睦枢蚀国,在天津西人游泳俱乐部举办游泳、水球友谊赛。参加水球比赛的有神姿、意联、鲲队、雷电等四队。神姿队系由日本侨民组成,意联队由意大利水兵组成。鲲队是由穆成宽、吕嘉葆等人组成。四支水球队两支产生于天津游泳队员中,由此足见当时水球在天津游泳界的广为传习。
  在穆成宽的竭力推广下,水球被带到天津市郊天穆村,那里的孩子们不但最早体验到了水球运动的乐趣,而且许多人还与水球结下不解之缘。我国80年代初期的国际水球裁判员田凤藻,就是从这个村里走入水球界的。
(二)上海、厦门、泉州、青岛、旅大、苍梧等地的水球运动
  上海初期的水球运动,主要限于洋人、西人青年会会员圈,未产生社会影响。
  1933年10月,参加旧中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后的广东、香港队的游泳运动员途经上海,驻沪期间,两队中接触并喜好水球运动的队员,决定请上海有关方面人士联系,组织上海华人水球联队与西青会水球队的友谊比赛。其时,上海西青会正苦于自己的水球队缺少对手操练,便满口应承,因为是对付全国运动会的选手,青年会作了大力宣传。比赛时,穗港两队为充实力量,临时从上海游泳队中又物色了几位人选。西青会的选手则多为海员和军人。此次比赛,虽以西青会队的胜利告终,但因为赛前所作的宣传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水球开始由上海的“洋人运动”向民间过渡。
  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这次华人联队对西青队的水球比赛,是名符其实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本土举行的第一次比赛。 此后,上海的水球运动得到开展,因缺少有效的推动因素,进程极为缓慢;又因抗战爆发,水球运动被迫停顿。直到1948年,为参加旧中国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海组建水球队,水球运动才又得到推动。
  福州、厦门、泉州、旅大、青岛等我国沿海城市,是最先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一些口岸,竞技游泳活动起步较早,水球活动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逐渐成为游泳季节中群众的一项自发运动。这些地方,有的曾举办过水球赛。如1945年夏,泉州市为庆祝市立游泳池落成典礼,在新建立的游泳池举行了游泳、跳水、水球表演活动。参加水球表演的是“波浪”水球队对“澎湃”水球队,两队成员皆为该市的游泳爱好者。有的虽未举办过中国人之间的水球赛,但本地居民对水球比赛并不陌生。如福州、旅大、青岛等地,其时侨民与驻军的水球赛时有进行,因而居民们才能依样画葫芦,使水球活动在这些地方开展起来。
当广东人的水球运动兴起之后,与之临界的广西人也不甘寂寞。三、四十年代间,至苍梧经商的外国人和华侨中,有不少水球爱好者,他们经常开展活动,影响所及,使该地成为广西最早开展水球运动的地方。到了1948年,该地“神鹰”水球队常与“红十字会”队,以及由广东艺人组成的“艺人队”竞技。我国沿海近代水球民间竞技活动,苍梧开了先河。

第三节解放区的水球活动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根据地。在此基础上,红军又开辟了很多敌后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被统称为“解放区”。继承和发扬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党在解放区继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朱德同志为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题词“运动要经常”。贺龙同志发出了“体育运动军事化”的号召。
  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召唤下,解放区的体育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各部队、工厂、机关、学校的体育运动进入了高 涨时期。延安市的球类运动更盛极一时。以延安中央党校为例,该校学员们自己动手,开辟了不少运动场推。几乎是每两个党支部就有一个排球场,每三、四个党支部就有一个篮球场。在解放区军民们异乎寻常的体育热忱中,1942年初春,朱德、贺龙等同志提出“在延安举行全延安扩大的运动会,在大会上来检阅我们体育活动的成绩”的倡议。倡议一发出,立即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并随即掀起了一个群众性体育运动的热潮。
  当时,在延安的一些来自广东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有些略懂水球,平常夏日邀些同乡在绕城而过的延河水里抛球玩,因此延安水上运动会接受人们建议,将水球列入表演项目。消息传出,极大地鼓舞了广东藉的水球爱好者,他们奔走相告,积极准备,一时间,延安各色各样的体育团队中,又涌出一群在水中打球的人。
  表演那天,全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观众们不时为表演者们在水中拖抱抓拉对手而发出会心的笑声。对于表演者踩水持球的能力,观众们或者惊叹不止,或者敬佩不已。纷纷认为,水球运动对于武装泅渡一类的军事活动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
  “九一”扩大运动会是解放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参加大会的成员有.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文艺工作者;有汉、朝、蒙。回、苗、藏等民族的代表。水球在这种盛会上出现,既收到推动延安军民开展水球活动的示范作用,还向世人昭示:在沦陷区水球开展举步艰难,国统区水球开展步履瞒珊的时候,唯有解放区才能给水球的开展赋予阔步前进的希望。
  表演赛后,无论是延安军民休闲的游泳活动中,还是在紧张的水上练兵之余,人们都能见到在水上漂浮和空中穿梭的水球(多为排球)踪影。
  在我国水球运动开展的初期,解放区水球活动开展的宗旨集中体现在锻炼体魄上,诚如当时的一名抗大学员在回忆中所说:“我们那时打水球,为的是练好身体上前线。”

第四节旧中国全运会上的水球表演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群众水球活动率先在广州恢复。东山水体会、西郊游泳场成为广州水球活动的主要场所。1947年,广州沙面河滨搭竹棚建立了康乐泳场,荔枝湾搭竹棚建立海角红楼泳场。在竹棚泳场的推进下,水球运动深入了下层民众,一些穷人子弟自发组成“海河”水球队,不但到泳场练习,而且在泳场表演。“海河”水球队接纳渔家子弟入伍,致力训练水球人才,当时在广州水球界甚受赞扬。队中成员温志成解放后曾任四川水球队教练,对四川水球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广州水球的波及与影响,1948年5月,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举办第7届全国运动会,首次将水球纳入表演项目。
  报名参加水球表演的队伍共六支,其中国内三支,它们是粤穗水球队、上海水球队、空军水球队;海外三支,它们是香港联队水球队、马来西亚华人水球队、菲律宾华人水球队。
  六队中,论准备,香港联队最充分。它提前一年挑选了队员,有计划地安排了训练。当时香港水球呈上升势头,队内人才济济,胡祖坚、陈锦奎、李殿旗、江卓舟、黄志雄、潘炳文、杨启华等人,以老带新,构成香港空前强大之阵容。
  六队中,论实力,马来西亚华人水球队最雄厚。马来西亚水球活动开展较早,水平较高。1936年参加柏林第11届奥运会后的 日本队途经马来西亚,双方比试水球,结果马华队9-5大胜;194O年,马华队访港,曾使香港联队大败;此届全运会前,马华队横扫东南亚各地区水球队,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已经出线。马华队赴上海参赛,算得上是参加奥运会前的热身。
  赛前,人们已经看好,冠军将在香港和马华中产生,果然不出所料,决斗在两队中展开。比赛一开始,马华队就显示出他们出众的球技;全场游动耐力惊人,攻防配合一体,传球落点适宜,射门刁钻有力。相比之下,香港队前后联络脱节,防守薄弱,缺少攻势。比赛中,球常常在马华队员的控制之下,香港队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比赛结果,马华队以14-5大获全胜,捧得冠军杯。香港队屈居第二,菲律宾华人队获季军。
  赛前对自己估计过高的粤穗队,在这次赛会中名列第四,不但比赛未取得理想成绩,而且赛后几乎流落异乡。粤穗队成绩不佳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广州光复后,本市的水球运动处于低潮,在早期的队员年纪已大,新的队员尚未涌出之际,粤穗队不得已将一批年届三十的队员召于麾下。如 30年代活跃在广州水球赛场的骁将朱竹友,时年已33岁。因而这批人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是经费不足。因为货币贬值,原有预算数目只值现需经费的1/3,大会开幕前20天,广东省教育厅长姚宝献召开代表团大会,宣布决定减少参赛队员,会场群情激奋。有人向姚宝献建议;立即采取慕捐办法。姚慑于众怒难犯,只得同意。翌日,广州各报纸大书特书运动员为要求参加全运会作“沿门托钵”筹集经费,希望市民乐助云云。在此种情形下,运动员集中训练难以实现,水平不高自不待言。粤穗队不但参赛难,而且返回也不易。因为货币的又一次大贬值,原已筹足的回程费用再现巨大差额,滞留上海的粤穗体育代表团,幸得同乡会主席郭琳裹出面帮忙,得到乡亲馈赠,包括水球在内的百余名粤穗队员方能包机返回,不致沦为异乡之客。
除海外华人水球队外,本土三支水球队因赛场表现平平,未能引起舆论广泛注意。值得一提的是,代表上海水球队和空军水球队的队员,多数都是广东藉选手,这意味着在中国早期水球竞赛活动中,广东起到了骨干作用。
  旧中国的第7届全国运动会有58个单位参加,首次列人表演的水球运动,无疑通过这些参加单位的媒介作用而扩散到四面八方。

第五节早期水球竞赛特点

  我国早期水球表演赛或比赛中按规定上场的7名队员,有明确的位置分工,具体情况是:前锋3人,分正前锋和左右前锋;后卫3人,分正中卫和左右后卫;守门员一人。比赛分上下两个半场。当裁判鸣哨判某一队员犯规后,在场双方队员都不许移动位置,只有在执行罚球的队员回到犯规地点,裁判员鸣哨发间接任意球后,双方队员方许移动。这种“不许动”的规则使整场比赛常在吵吵闹闹中进行。因为裁判员既要要求被犯规者返回原犯规地点发间接任意球,又要要求其他队员不得移动,已移动的,又要求返回原来位置。但是比赛中常常是,当裁判员解决了一方面的队员返回原位,另一方的队员又叫嚷着对方在移动。这种局面很难控制。甚至造成大打出手。为此有时只得判双方严重犯规离场。当时规则规定:被判罚离场的队员必须等待任何一方进球后,方能回场比赛;如双方都没有进球,而被判离场的队员越来越多,那么在场比赛的队员就越来越少。这样,有时赛场甚至剩下二对二的比赛场面。1936年广东省全省水上运动会水球决赛时,水体会对香港华人队,为了争夺冠军,双方的动作,越来越粗野,满场哨声,也控制不了场上的粗野犯规。尽管裁判处以严重犯规,但双方始终没有进球,结果除守门员外,场上比赛队员只有二对二,直至完场。双方加时再赛,但加时完后两队比赛队员还是二对二,不分胜负,只好决定延续至第二天再比赛。水体的主力有三人受伤,次日不能回场比赛,结果香港华人队获冠军。比赛结束后,水体会的队员认为第二天的比赛是前一天比赛的继续,应按剩下的二对二的队员继续比赛,重新作另一场的比赛是完全不合理的。队员不满,群众气愤,为防意外,组织者派人保护华人队集体离开水体会。但在水体会门口,华人队仍遭受不少群众的围攻,双方大打出手,直至大队军警到场维持秩序,事情始得平息。当时的规则所造成的,从鸣哨判罚至鸣哨发间接任意球这一段时间,双方队员为争取更好的进攻与防守的准备,各自争占有利位置所引起的许多拖拉、抱持、蹬踢等粗野的严重犯规动作,构成了早期我国水球竞赛在吵吵闹闹中进行的特点。直到1948年“不许动”规则改变后,比赛中粗野动作大大减少,比赛中双方争吵不休的局面方得以克服。

第六节中国近代水球运动的技战术

  中国近代水球运动经过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启蒙和传播,到了三四十年代,已基本成形。在长达40多年的模仿、传习、初探中,中国近代水球运动在比赛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一些技战术运用特征。
(一)基本技术
1.正面传球与射门:
  因为没有空中接球能力,也因为空中接球不稳,运动员对接空中球后马上再做传球或射门动作没有把握,因此接空中来球时,首先是把球拍在水面上。一然后把球后拉,随着直臂抬起球摆体传出球或射门。但射门时有如棒球的投手投的“下曲球”一样,用手指向下扣,对正球门射出;或者直臂向横挥出,球出手一刹那间加以手指的旋转支配球,并以手腕控制射向球门所选择的一点。
2.以掌击球:
  因规则规定不能以拳击球,所以击球只有用掌。一般用掌背或掌两侧。当时技术情况,供传球一般较为缓慢,有以掌背或以小指边掌侧向后大力击球;或者用手掌或大指边掌侧向前大力台球。此动作经常运用,因为当时一般采用三前锋三后卫紧逼制。只有三对三,后卫很少助攻。三前锋对三后卫,又逼得紧,球很难出手。只有以掌击球或以手指拍球传球,较好处理。
3.运球射门:
(1)运球过程中把头前的球拉后挥手射门。
(2)运球过程中一手把头前的球挑起,另一手迅疾向前推击射门。
(3)运球过程由一边斜插另一边超过中线点到另一门柱或超过一些时。由左边游到右边时由右手反手向后射门,反之则以左手反手向后射门。
(4)纵轴转体射门:从左门柱外运球射门,先把球稍向左拨,迅即纵轴转体以右手射门;从右门往外运球,在转纵轴时以左手射门。这动作甚为流行,因为当时游动防守技术差,另外,转身用一只手压着对方时,裁判员一般不判犯规,以这种方法射门稳当有力,同时转身射迅速,守门员难以捉摸射门方向。
4·固定中锋拨射:在四公尺线内前锋背向球门,后卫在背后防守。球传至前锋水面前:
(1)前锋右手横向左侧向后拨射;
(2)前锋左手横向右侧向后拨射;
(3)前锋右手从右侧向后拨射;
(4)前锋左手从左侧向后拨射。
  采用以上四种动作时,动作突然,有时先做假动作,使对方不知用左手抑或用右手拨射,更可使守门员无法捉摸。
(二)基本战术
  一般都是采用三个前锋对三个后卫,攻方前锋进到前场10公尺左右。守方后卫就紧贴对方,而且占内线,逼对方靠边。中锋一般不动,两锋交叉横插,以求摆脱对方,自己找机会射门或传给中锋射门。攻方后卫绝少超过中线助攻,就算助攻也不敢深入。把球传给中锋就算完成战术任务。当时战术如此简单,主要是游泳速度差,50公尺一般是32秒左右,速度最快的如陈振兵、陈其松、刘宝希、徐亨也没有超过29秒,最好的后卫如宋耀德、冯国华、郭凤农、黎仕刹几人也不过是对秒左右,但他们体重超过80公斤,都是武术或拳击名手,支撑能力强,反应快,手臂和下肢有力。一般水球运动员都是半途出家,他们都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基础,场上比赛球路熟,意识强,预见难,填补了若干游泳速度和耐力的不足。如最优秀的水球守门员黄纪良是足球守门员,因为有足球守门员的基础意识,所以观察球的路线清楚,移动位置及时,接球稳当,出球迅速,能把球传到适当的位置,并能在场上作指挥。此外,此时比赛后卫甚少助攻,即使突破过中线,亦不敢深入,因此反击得分的机会极少。因为反击成功,场上就是四打三,但守方有一个优秀的守门员和三个强有力、意识好、占位得直和善于换位截抢的后卫,四打三在那时是不易成功的。相反,如射手射门出界或本方犯规,裁判哨声一响,双方队员都不许动,则肯定由四打三变为二打三的局面。三打二比四打三胜球的机会肯定大。
  1935到 1937年间,当年的水球劲旅“麦牙团”拥有陈其松、郭振恒、石锦培、张荣安等队员,他们都是游泳杰出者,速度和耐力都比其他人强,他们采用游动战术,完全不用固定中锋,三个前锋在前场不停游动,摆脱对方紧逼,后卫有时突破助攻,运球前进射门,初具前场游动切入、后卫突破助攻的战术雏形。但他们都是专门游泳兼打水球的运动员,没有打球的意识,控球不够稳,射门动作简单,所以遏广东东方和香港福建水球队时屡次见败。东方队当时后卫有相当好的防守能力,固定中锋有陈锡培,他本来是一个杰出足球守门员,1935年开始打固定中锋,他游50公尺要35~36秒,但支撑能力比一般人强,跳跃得很高,接控球稳,个子大,体重有85公斤,臂力尤其是前臂力突出,左右手善于拨球射门,准确而有力,球出手成功率甚高。加上有朱竹友善于摆脱对方,经常取得空位,射门出手快而刁,供球时间和位置得直,再加上罗伟权游泳速度较快,善于游动中反手向后射门,动作突然、射门准确有力。东方队有他们三人这种配合,虽然没有后卫助攻,两边锋利用穿插阻挡,仍能经常取得空位射门或传球给中锋拨射。当时各队认为这种打法算是进攻能力强,得分较有把握的配合。因此群起仿效,使之成为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前场主要战术配合形式。
  中国近代水球运动中的上述战术运用特征,是在中国早期水球运动爱好者们的悉心模仿,以及他们根据自身条件,在水球运动的实践摸索过程中,逐渐地形成的,这些基本技战术,对后来中国现代水球运动中技战术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